某市在一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招标中，设置了“企业信用等级”评分项。其评价标准规定：

根据投标人在本市住建系统“信用评价平台”的得分进行分级。而该平台的评分规则被指存在以下问题：

1.规模导向：企业信用分值与“注册人员数量”、“年工程结算收入”、“累计业绩数量”等规模指标强关联，这些指标合计占信用分权重超过60%。

2.地域歧视：投标人获得“本省优质工程奖”可加5分，而获得外省同类奖项仅加1分；在本省内的业绩分值远高于省外业绩。

3.所有制隐性壁垒：虽未明说，但评分细则中“银行授信额度”、“总资产规模”等指标，客观上使得大型国有企业普遍获得高分，而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在此项上得分很低。

一家在外省享有盛誉、技术实力突出但人员规模适中的民营建筑集团，在该市的信用评价体系中仅被评为“B级”，导致其在投标的“信用分”项中远低于几家本地大型国企，最终无缘中标。该企业认为该信用评价体系构成歧视，遂提起投诉。

此案例揭示了在信用评价环节，通过看似“客观”的指标进行变相排斥的深层风险：

1.信用评价异化为“规模比拼”：

将“注册人员数量”、“业绩数量”等作为信用评价核心指标，犯了将“企业规模”等同于“企业信誉” 的逻辑错误。一个企业的信用应体现在其合同履约情况、工程质量安全记录、司法诚信、纳税信用等方面，而非其规模大小。这导致“专而精”的中小企业信用等级被人为压低，无法公平竞争。

2.以信用之名，行地方保护之实：

在信用评分中赋予本地奖项、本地业绩更高分值，是极为隐蔽和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。它通过信用体系这个“合法外衣”，系统性地为外地优秀企业进入本地市场设置了一道“玻璃门”，违反了《反垄断法》和《公平竞争审查制度》关于清除地域壁垒的要求。

3.信用指标隐含所有制歧视：

设置与规模强相关的财务指标（如授信额度、总资产），其客观结果是对民营企业、中小企业的系统性歧视。因为这并非它们履行合同诚信度的体现，而是其所有制和体量带来的天然差异。这违背了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、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原则。

4.危害的严重性：

这种不合理的信用评价体系，因其带有“官方”色彩和表面上的“量化标准”，具有更强的欺骗性和破坏性。它使得排斥行为“制度化”、“常态化”，让被排斥的企业难以申诉，最终导致市场僵化，优胜劣汰机制失灵。

为建立科学、公平、中立的信用评价与应用机制，招标人及政策制定者应：

1.重构信用评价核心，聚焦“履约行为”与“诚信记录”：

信用评价应真正反映企业的“可信度”，核心指标应来源于：

公共信用信息：包括法院判决执行、税收缴纳、社保缴纳、行政处罚等记录。

行业履约记录：工程质量安全责任事故、合同违约情况、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等。

通用性奖项：获得国家级或全国性行业协会普遍认可的质量、安全奖项。

2.彻底废除带有地域和所有制歧视的指标：

在信用评价和招标文件中，取消任何对特定行政区域业绩、奖项的差别化对待。

对所有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，避免使用客观上会导致所有制歧视的规模性财务指标。

3.推行“信用承诺制”和“全国性信用报告”：

鼓励投标人提供全国性、跨部门的信用报告（如“信用中国”网站报告），而非仅仅依赖某个地方的、可能存在偏见的区域性信用评价结果。

对于信用记录良好的企业，可以探索采用信用承诺制，减少事前审核。

4.加强公平竞争审查：

各地区在制定或修订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信用评价办法时，必须进行严格的公平竞争审查，邀请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代表参与听证，确保规则本身的公平公正。